分類: 2022

從2020年開始寫的「觀看的方式」專欄，終於來到了完結篇。每月一期，和雪虹一起寫了三十四篇（間中缺了兩期可能也沒人發現），像是列車行過的一站一站，一框一框掠過的風景，也終究有盡頭。

「觀看的方式」這個名字當然來自約翰伯格。當初想到可以這樣寫，或許也因為西西的《剪貼冊》。每個月我們都選一張圖片，有時是畫作、有時是寫實的照片，從圖片去延伸各自的故事。

從2020年初始到2022年終末，剛好就是瘟疫從尖峰到緩坡的時光，也剛好是我埋首在長篇小說裡的日子。有些時候，專欄裡的故事不免就被縫補進了長篇裡，反之亦然。更多的時候，我期望寫在文藝春秋的專欄，不應只是生活隨筆和心情札記，或者賣弄文字機鋒和丟老梗而已——它甚至應該比「寫專欄」更多一些什麼。

我想雪虹和我都做到了。

雪虹寫的真好，讓我也不敢太輕慢這一千多字的小框。記得原本預定寫一千二字，但雪虹總是寫多了。為了不讓並排的版面看起來長短腳，我也得努力地寫過一千五。

但重點當然不是字數的比較。寫這個專欄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們各自出題給彼此，但我和雪虹從不會事先套好招，不會討論彼此想寫什麼故事。一如這一期寫童年照片，卻不知為什麼，都不約而同寫了拍照的父親和心有餘悸的神廟。有趣的是，有時就是這樣，在未刊登之前，彼此都不知道寫出來的東西卻有所關連，可以相互呼應。

有時我會覺得，這種一起寫、一起並排登場的方式也不容易。彼此要可以跟上彼此的腳步，一如雙聲部的重奏，並置的對照，對我來說，是非常難得而珍貴的寫作經驗，往後也許亦難再有。

最後一期的完結篇，我們都決定交出自己的童年照片，好像可以藉此回到最初的時光。老舊的照片，非常奇怪的，在經過歲月氧化之後，最後留下來的總是紅色。好似那是唯一不會褪去的顏色。留下紅色的三輪小車車，留下紅色的小外套，留下了還是小孩的我們。

我想像，如果我們小孩般相遇（借翎龍詩句），那個穿著紅外套的五歲小女孩，會不會怯怯地看著隔壁家的小男孩——「可以和我一起玩嗎？」她說。騎著三輪小車的男孩，一貫地害羞和彆扭。他必定不會說：好。但他會騎著他的小車，亦步亦趨地跟在小女孩的身後。他們就一起在那裡安靜地玩耍，一直到天光又盡，各自被大人叫喚回家的時候。

不必說一路走好，因為妳教會了我們可以單腳跳。

十一月連接參與了新加坡作家節和喬治市文學節。相對於延續大半個月的新加坡作家節，只有四天的喬治市文學節，活動非常緊湊密集，卻也因此很容易見到其他作家。走在路上，轉角就會跟不同國籍的作家們打面照。

不論新加坡作家節或喬治市文學節，文學活動最重大的意義，我想就是「自由」。

不同國籍、不同種族、不同性別、不同語言、不同風格和不同立場的創作者們，可以在同一個台上為自己的作品說一說話，也聽聽其他人說一說話。創作的自由、言說的自由，而至不被拘束的自由，我想都是一樣重要的。

我以中文寫作，所以在台上也說華語，應當也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自由。這是喬治市文學節第一次設有華語、淡米爾語場次，我覺得應該值得延續下去。在我國、在世界，文學本來就是多語境的存在（雖然也是彼此的隔閡），而這一次馬華短篇小說的馬來文譯本《Tasik itu Bagai Cermin》（湖面如鏡）在文學節上推介，以及詩人辛金順參與馬來作家的對話，都是不同語言文學初步的跨界。

當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們以各自的語言，朗誦自己的詩作，文字的意義變成單純的語調幽微的起伏，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情感的流動。我想那種彼此的敞開和接納，都是一種自由。

我往往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作，在文學節也有機會看看不同的世界，也讓自己被看見。這趟檳城之旅也高興見到作家小黑、陳政欣、葉蕾、邡眉這些文學前輩們。他們都特地來支持講座。我坐在台上，看見他們在台下，身為後輩的我，好像也特別感到安心。

也因為文學節，見到了《字花》雜誌的羅樂敏，分享了培育香港作家的計劃；也有同是年輕作家的馬來小哥Abdullah Hussaini遠遠地喊我「King」，要來一起合照。這些溫暖相遇，都讓我覺得文學或許還是可以值得去努力一下的。

從檳城回來吉隆坡，遠方就發生了白紙運動。

他們手中舉著白紙，無聲的抗爭如此蒼白。白紙的隱喻，黑字的消失，恰好就是自由的反面。我深深感受到此刻可以用文字來寫作的自由，的珍貴，彷彿稍縱就會逝去。

旅行時會帶一本書。

一個人旅行時則會帶一本書和音樂。

戴上耳機，似乎就可以盡量避免在狹窄的空間裡，必須回應身邊的陌生人的話語。有時一首歌就讓你在喧擾的世界，隔開一個看不見的、想像的距離。

有時一首歌就是孤單的遠方。

寫完長篇小說的時候，想像在最後的故事結束，會有一串辛勞的工作人員名單跑馬燈（但好像只有你一個人），然後伴隨一首讓人聽了不想離開的片尾曲。

那一陣子，任由電腦播歌，任由Spotify推介了很多日語歌曲。有個樂團叫做「羊文學」，非常特別的名字。三個日本女生的編制。其中鼓手是個瀏海留到蓋住鼻子（真的！）的怪異少女，但主唱兼吉他的塩塚モエカ卻非常美麗。

我在單人的空港，正在聽著這一首歌，光るとき，看了歌詞的翻譯，非常適合一個故事的結束，非常適合一個人的旅程的開始。

塩塚唱歌的樣子非常迷人。她的側臉好好看。

我在寫《人工少女》的時候，刻意把許多地名隱去，並非故事的場景不重要，恰好相反，它必然是我曾經身處或目睹的現場，我反而希望小說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，應當保留一個不言說的距離。

而角色亦是。我刻意用了不屬於在地的名字，也為了讓故事產生一種「不那麼接近已知的現在和現實」的陌生感——我終究也不是為了要寫一個「華人」或「馬華」的故事。

這本書在兩地出版，也恰好可以看到兩地讀者關注的不同。台灣讀者似乎就陷入了我想要表現的那種故事和現實的距離感。而馬來西亞的讀者大概可以毫不困難地進入到故事的地景裡，甚至輕易地認出那是哪裡——那似乎就多了一層閱讀小說的意義，但這也不是需要作者刻意伸手去指的事。

謝謝子揚在台灣聯合報副刊為《人工少女》寫的評介。我總覺得寫散文的人，都帶著一種老靈魂。所以他以寬厚和溫柔，看懂了時光必然予我們的殘酷和傷害。

香港的「屋邨」，類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組屋，是城市規劃衍生出來的密集聚落，卻似乎又獨特地自成了一個生態。記得有一陣子的香港鬼戲皆在老屋邨裡拍攝，回字形的建築結構，彷彿一口井（真的猶如「市井」），俯望它，好像就會被吸走一樣。

2016年我在浸會大學參與作家工作坊，麗冰帶著我們走進了某社區的一座屋邨，這才真正走進了香港人的生活場景——門縫間的零亂客廳、窗上掛著的內衣褲、蹲在走廊上曝曬果皮的老人……，彷彿每一扇門後皆有故事滿溢出來，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。

香港小說家麥樹堅出版了新書《囈長夜多》，即以一座虛構的「谷凹邨」為故事場景。說是虛構，卻又充滿精密的細節。我一直期待香港作家能寫一本關於屋邨的故事，麥樹堅以長篇小說深刻記下了香港歷經的某段時光，寫實亦魔幻。而那段時光，我們都知道，已經不會再有。

《囈長夜多》推薦給大家：

麥樹堅筆下的谷凹邨，說不存在，卻又那麼精描寫實，恍若矗立眼前；說它依據了時代和社會歷史的變遷，然而故事之中虛構、魔幻的部分卻更為迷人。我讀《囈長夜多》而感受到文字細密的吸力，亦在老屋邨的暗影和轉角之中走不出來。就像看著《清明上河圖》倒轉了九十度，變成垂直高聳的樓宇，仍一直添磚加瓦、不斷增生。若隨意聚焦某處某人，便有了故事和聲音，而知昔時市價、人情流轉，而至年代變幻。那些從背景不斷響起的流行歌曲和電視劇，總讓人想起一些舊時光，然而又豈只是情懷和念舊而已。谷凹邨像是一座內部構造精密的老鐘——它本身就是時間的容器，而可以自外於現實，齒輪嘎嘎作響，繼續幻化說不完的故事。

——寫在花蹤結束之後

花蹤結束之後，和年輕文友們相聚，聊起了山口飛翔的動畫《藍色時期》，似乎想說更多一些。我好喜歡《藍色時期》，甚少有認真描述藝術創作的動漫，而且真的會讓同是創作的人心有共鳴。《藍色時期》敘述高中生矢口八虎被學姐的畫作吸引，而萌生出想要畫畫的志向。而我覺得《藍色時期》最令我感動的，並不全然是熱血追夢的情節，而是它真正明白創作面對的種種——技藝的磨練、自我的追尋和挫敗，握見靈光，亦要面對靈光的消逝。

花踨文學獎是高光的聚焦點。創作而有回報，都是值得高興的。創作而沒有回報，又似乎是必然的過程。《藍色時期》裡，矢口一路跌跌撞撞，也都是每個創作者都在經歷的。亦如我們都曾經看見震撼過內心的作品，如看見高山，會真的按捺不住心底翻騰。而你亦會遇見同一路上的天才，一出手即萬千精彩，讓你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平庸之人；又或者，曾經並肩的同伴們會在路上一個一個掉隊，往往最後，就浮現出創作必然的孤單。

所以花蹤是重要的。相聚是重要的。見見面是重要的。認識新朋友是重要的。互相鼓勵是重要的。

今屆得獎的牛油小生和文壇滿島光陳秀莉，都不是僥倖。我已在複審時讀了牛油小生的小說，確然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。牛油和秀莉創作多年、質量穩定，皆以穩健的姿態走上舞台。他們是寬柔同學，也都畢業自南大中文系。他們雙雙得獎，似乎一起穩住了花蹤將由八九Ｏ後撐起的文學風景。

相對於公開組，近年我反而更關注新秀們。花蹤新秀的入圍名單更常是一種流動、汰換無常的狀態。這些年亦不乏一得獎就消失的寫作者。其實，看見熟悉的名字出現，難道不讓人寬慰嗎？因為誰會知道兩年的經歷可以改變什麼，尤其二十多歲的人生階段，一切都未定格，我也明白，相對於現實生活，創作真的是個可以輕易被挪後、封藏而至放棄的字。

但今屆花踨新秀們的得獎感言格外讓我觸動。我坐在很近的台下，好像真的看著《藍色時期》的握筆少年們，握住了光的感覺。

這些創作者們即使年輕，也無一不在與現實、自身搏鬥。創作並生的各種自我懷疑、成長之傷、現實之厄困和疼痛，會因為今天得到了一個獎項而抵銷嗎？我覺得並不會。但花蹤更大的意義在於，你或許可以相信，這些創作遭受的苦樂，並不是只有你自已一個人明白而已。

山口飛翔的《藍色時期》這個名字，其實是來自畢卡索。畢卡索在二十歲至二十四歲這幾年（恰是花蹤新秀的年紀），常以抑鬱的冷色調作畫。他畫黯然、蜷縮又落寞的人，筆調憂傷，而被藝評家稱為「藍色時期」。然而我總覺得，往後畫風不斷變化而被喻為變色龍的畢卡索，在「藍色時期」的短暫的幾年之間，卻是他最真實地面對自己的時光。

我想，我們都會經歷藍色的時期，只是當時都不知道，那麼短暫而珍貴。

我的年少友人，已經很熟的馨元、凱文、凱宇、靖斐、捷敏，以及在臉書上認識的日錦、宏量，昨天才有機會坐下來聊聊天。還有剛剛認識的欣穎、威竣、晉恒，我期待他們繼續寫下去。創作蠻苦澀的，但也有好玩的時刻。此刻正是你們的藍色時期，留下來的，都將是時間的贈禮。

——寫在畫展之後

畫展結束之後，要把牆上掛著的畫搬到車裡。最後一個來看畫的學生薇莉留了下來幫忙，兩個人搬搬抬抬，天陰陰，還要趕在雨水落下之前把畫搬完。好像又回到學生時代，活動完了把舞台布景拆下來，把一切都回復到原來的樣子，回到本來的生活。

畢竟生活不是展覽，生活是更多展示之外的瑣細，必須靜置，讓渾濁的水慢慢地沉澱下來。

沉澱下來就看見清澈，留下的都是創作的金色砂礫。

我想，辦個人展的意義，就是某個階段成果的展示。一幅畫的背後，是一大段摸索、嚐試到實踐的過程。有些東西繼承、沿襲了下來，更多的被自己淘汰，我們知道那都是創作的必然。

所以我想，世上沒有一幅畫是真正完美無缺的吧。我並不追求完美無缺，反而是作品表達了當下一刻的意念，才有了意義。美好或傷感，明亮或沉重，故事或回憶，都足以容納在一幅畫之中。

畫掛上來了，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人來看它。我也期望見見看畫的人。他們有時專注，我會站著不打擾；他們有時想知道更多關於畫的想法和故事，那我就會說一說。我想這樣的交會是有意義的，也是所有創作的初衷——我有話想說，而你願聆聽。

展期的這十天，謝謝看畫的人，更謝謝把畫帶回家的人。

能領受別人的欣賞，是創作者都期望的。畫展之中的三十幅畫都有了新的主人。被帶走的或許不只是一幅平面的畫，我常常覺得，每一幅畫都承載著時間——不只是作畫的時間，更包括了創作者累積半生的技藝、想法、經歷和專注。

一場畫展，見到多年未見的朋友，更多是初次見面而投緣的朋友，以及來餵食的朋友（笑），還有沒見面卻因為喜歡，就直接把畫買下來的遠方朋友，我都感謝。也要向促成這次畫展的翁文豪老師致謝。

畫展結束之後，我開著車回家，過了馬六甲就堵塞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。所有人因為中秋假期結束而趕路回城，車龍漫長，我也置身其中，緩慢卻不心急。像是剛剛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心底好像格外平靜、輕盈。心之所向，即使吋進，終會到達。

約定了一期一會。我們下一站，再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