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類: 2023

2023年過完之後，退租了用來教畫的二樓課室，大概是今年最大的變動。這大半年因為租賃的畫室換了新業主而充滿不確定，虛耗許多心力，終究因為明年租金調漲太高，決定不再續租。近十年的教課時光，教過學生過百，結束實體課也需要一些決心。學生建議換個更好的地點，或者換成工作坊形式，也不是沒想過，或許將來會再籌辦網課，或和其他課室合作，都在考慮中。而接下來也希望留給自己多一些思考和創作的時間。

十一月到檳城參加文學節活動，聽吳明益說起創作者的「創作生命」。創作皆如攀越一座高山，許多創作者已經走過了高峰，也不是不能寫，只是因為年歲、體力，思考方式和應對現實的能力等等各種侷限，必須花費更多的力氣和時間，去面對下坡的道路。吳明益說他自己其實已經在往下的斜坡了。我聽到他如此說，心有戚戚，回想自己虛度多少時光——

能不能再努力拼一下，也許就是拼搏最後一次了，在走過另一個斜坡之前。

今年在誠品、季風帶書店和城邦書店，參與了三場展覽，完成了十五本書的封面設計；在台馬兩地的副刊共刊登了二十五幅插畫，外加為牛油小生新書畫的插圖八幅。《人工少女》出版了一年，仍持續在今年講了九場講座和對談。

年終結算這些時間換來的數字，仍覺得不甚踏實。好像該交的功課沒做完，想頭低低混過去明年的那種心虛感。

下半年，參加了三場葬禮，不知如何話別。

倒是年末約見了熱鬧相聚的年少友人，嘻嘻哈哈，重拾回一些生活的動力。他們皆在上坡的路途上，閃閃發光，讓人羨慕。只有他們才會提出聖誕節交換禮物這樣的提議。我許久未想過為別人買禮物這回事。彼此在笑鬧之間交換禮物，我收到了一支粉藍色的墨水鋼筆。正好。好似每次在活動上為讀者簽書的時候，我總是臨場借筆，現在我有自己的筆了。

物物交換，桃之於李，都是贈禮。

在喬治市文學節見到了久違的香港友人樂敏和黃怡，也認識了新朋友黃言丹和葉梓誦，交換了彼此的書，用心地留下各自的字跡。黃怡問我，新的一年有什麼心願。她像是許願女神那樣，為我寫下了：「願你在這紛擾的世界裡，總有寫好下一部小說的時間和心情。」

離開檳城之前，在旅館Lobby退房之時，巧遇詩人飲江走過，連忙叫住他，又匆匆忙忙打開原本整理好的旅行箱，抽出了他的詩集，讓他簽名。飲江叔叔（我都跟著他們亂叫他「飲江叔叔」）已經七十多歲了，仍源源不斷寫出別出心裁的詩。我好希望像詩人那樣，無謂上坡和下坡，都堅毅前行。所有留下的句子，都是詩人給予這個世界的，時間的禮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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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別2023年，接下來的日子，期待邀約：

◉ 畫展／聯展
◉ 插畫和特約訂畫
◉ 客座教課／畫室合作
◉ 書籍封面設計
◉ 雜誌約稿
◉ 國內外文學活動，作家駐校、駐村、駐市，各文學節／作家節等

皆可聯絡本人：龔萬輝 wannnhui@gmail.com

第一篇在學海週刊連載的圖文專欄「恍惚之間」至今已有二十一年，當年的校園學子都快步入不惑之年了吧。而後接續畫了「比寂寞更輕」和「比愛情更輕」專欄，以及一系列的學海封面。那是讓人懷念又有些不好意思一再提起的粉色時期，而我想捕捉「青春」最後的餘光，其實也只是在描摹晃動不住的手影吧了。

終究時刻到了就必須揮手告別，經過這麼漫長的歲月，我也已經離開青春的自己太遠了。如今若再畫這些，大概就不免造作了。我的粉色時光啊，ごめんね青春。有多少感慨，還是要讓這些粉紅色的男孩女孩兒，永遠停留在他們最初和最後的模樣。

祝福學海，聚散有時，青春無涯。

——寄語《學海》週刊宣布停刊之後

昨日舉行的馬大中文系漢學國際研討會上，王德威教授以「當代馬華文學的越界性與歷史感」為題，將《人工少女》和白垚先生在1971年的劇作《漢麗寶》作了一個對照。

這兩部作品時隔五十年，並置而讀，是我自己亦不曾想過的觀看的方式。但想想又好像可以如此，再想想就覺得別出心裁而有趣。遠嫁南洋的漢麗寶公主，似乎只存在於「我方的歷史」。她是歷史中的虛構，或者虛構中的歷史？她被塞進了各種想像、故事、文字的紀錄，甚或偏執的記憶……——因此，在某種意義上，漢麗寶也是一個「人工少女」啊。

Photo by 曉玲貓老師

在驟雨中知道《幼獅文藝》將要停刊。翻找了信箱，大概自2017年開始給《幼獅文藝》寫稿。寫過「給戀人的一部書信」、「存在或不存在」、「作家上課」等的專題；也一直連續四年為《幼獅文藝》提供馬來西亞的藝文出版資訊。

最近的一次，就是去年九月應《人工少女》出版而寫的「隔離時期的場所」一系列圖文，幼獅用了五頁彩頁呈現，至今仍覺得是一種被善待的榮幸。

曾經和不同時期的編輯合作過，時雍、文冰和名慶大哥，都是目光敏銳、對待年輕作者極好的編輯。

謝謝《幼獅文藝》。

凱宇把自己（下顎骨）打掉重練，他在台上說得輕鬆，卻非常觸動我。那歷經再一次牙牙學語、學食的過程，也就是致創作的一次推翻、重構。以此為作品的重量，而不僅是表象的真實或虛構而已。哪吒以蓮藕再生一次。即使面對巨如坦克列隊的現實，這一次，就是不拖不欠的「自己」一個人了。

以下是我在《深夜拾荒手記》的推薦語：

「凱宇的這本書，像是一個塞滿了待領失物的房間。那些躁動的青春之傷，挫敗與疑惑，以及曾經激烈如輻射光照過的雪盲時刻，他寫下來的卻僅是永恆烙印下來的那抹影子——即使是這樣的方式，也總比消失來得好吧。書寫猶如手影之戲；猶如凌亂起伏的床單上，仍然留著身體的輪廓和溫度。我想凱宇的文字，看似自我的私密書寫，其實是為所有敏感、纖細而脆弱的人，接住了這些無人勇於認領的失落之傷。」

圖／文：龔萬輝

米蘭昆德拉過世之後，社群媒體湧現了許多悼念和感懷之文。我想起的卻是他另一篇，並不太被人注意，而無人引用的小說。那是德國畫家布赫茲的插畫集《靈魂的出口》，昆德拉為一幅插畫配上的小文。這篇題為〈他〉的短文不足五百字，而同一本書中，一同看圖說故事的還有約翰伯格、蘇珊桑塔格這些大咖。我記得，那幅畫作裡頭，是一個穿著厚大衣和禮帽的男人，坐在曠野的一堆書本之上。他頭頂似乎是冬日柔光的暖陽，而他一個人背望著空無的遠方。

米蘭昆德拉為這幅畫作而寫的故事是這樣的：他是一個離棄了人群的人。他棄絕了所有人際關係，走了很長的路，而決定一個人留在那荒野之中。但有一個畫家，終究把那孤單的背影畫了下來。那人背對著整個世界，而無從知道他變成了畫作中的樣子。昆德拉最後這樣寫道：「假如他一知道，那麼他的幸福就完了。我不敢去想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會變得怎樣？」

米蘭昆德拉像是在寫一種告別的姿態，又似乎是在說「寫小說」這回事——一如昆德拉喜歡引用福樓拜的那句話：「藝術家應該儘量設法讓後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」。但我們都知道，米蘭昆德拉總是忍不住從他寫的故事中走出來。他會以作者的身分叨叨絮絮、滔滔不絕地為讀者大段大段地述說他的哲學辯證，而打斷了原有正在進行的故事。

閱讀全文〈閱讀米蘭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〉

《悲情城市》裡有一幕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是一次文人之聚會，他們（——他們是太年輕而面容陌生的詹宏志、張大春、吳念真和小野……）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。而聽不見聲音的文清，無從參與那些時事話題，只能和寬美坐在外圍。此刻窗外陽光充沛，唱機播放著音樂，但談話的人們並不在意。正是一切都尚未真正崩壞之前，寬美拿了筆和紙告訴文清，唱機正在播放的是德國民謠〈蘿蕾萊之歌〉。她其實知道，音樂對於聽不見的文清來說幾無意義，但音樂裡有一段故事，故事能變成文字。

文字有自轉的力量。他們就那樣坐在那裡，坐在整個太陽系的外圍，用筆寫下來的一字一句，無聲地聊著音樂和往事。此外的其他人，都無從知道那一刻，安靜而清澈明亮，無關政治、家國和苦難。

《悲情城市》我看過幾次。學生時代也看了許多老舊的電影，侯孝賢和楊德昌、楚浮的四百擊和高達的斷了氣……。其實大部分時光都是一個人在昏暗宿舍裡，用電腦播放光碟，十五吋的電腦螢幕，閃動著光影，映照當年的我，又恰好填滿了身後整個凌亂的房間。

那時候的我，嚐試用文字去敘述那些電影裡頭的影像，做為我的寫作練習。比如純粹用幾百字去描述一段緩慢的長鏡頭，或者把其中一幕按PAUSE，湊近螢光幕，如走入整個場景，那些色彩、光度，人物的動作和表情，嗯，甚至聲音，而企圖把它們都以字刻錄下來。這樣的文字，通常不會是主調敘事的一部分，它甚至往往只是一段靜滯時光的描寫而已。那時候，並不知道這樣的練習有何更大的意義，也並不知道往後的我，輕易就耽溺在瑣碎的細節裡，而一直相信，文字，有時無需依附在華麗、快節奏的情節上，而可以有自轉的力量。

許多年後，終於在電影院再看了一次《悲情城市》。影像因為放大，變得寬廣，而多了更多細節，甚至當年膠卷留來的顆粒感，若身處其中，都那麼清楚可及，而更接近了記憶和夢。以往不曾真正留心的，那些茶几茶壺、那些窗格，顏色斑斕的鑲嵌玻璃，竟又好像才是第一次去看。此時故事於我似乎又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我其實可以理解，那幾乎一整大半沒有被拍出來的場次，以及把影像、情節打散了再重新接起來的做法，那其實和我在寫小說的方式非常相似。以致有時我想，確實在影響我的文字創作的，可能不只是文學著作，而是這些雋永的老電影。

電影裡頭，寬美和文清就這樣一直坐在陽光裡，不曾老去，似乎就是我以為的永恆。他們還坐在那裡。他們以字交換，以字為盟，如引力牽著彼此的行星，如無人看見的窗外遠方，掀起又退去的雲霧和潮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