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悲情城市》裡有一幕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是一次文人之聚會，他們（——他們是太年輕而面容陌生的詹宏志、張大春、吳念真和小野……）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。而聽不見聲音的文清，無從參與那些時事話題，只能和寬美坐在外圍。此刻窗外陽光充沛，唱機播放著音樂，但談話的人們並不在意。正是一切都尚未真正崩壞之前，寬美拿了筆和紙告訴文清，唱機正在播放的是德國民謠〈蘿蕾萊之歌〉。她其實知道，音樂對於聽不見的文清來說幾無意義，但音樂裡有一段故事，故事能變成文字。
文字有自轉的力量。他們就那樣坐在那裡，坐在整個太陽系的外圍，用筆寫下來的一字一句，無聲地聊著音樂和往事。此外的其他人，都無從知道那一刻，安靜而清澈明亮，無關政治、家國和苦難。
《悲情城市》我看過幾次。學生時代也看了許多老舊的電影，侯孝賢和楊德昌、楚浮的四百擊和高達的斷了氣……。其實大部分時光都是一個人在昏暗宿舍裡，用電腦播放光碟，十五吋的電腦螢幕，閃動著光影，映照當年的我，又恰好填滿了身後整個凌亂的房間。
那時候的我，嚐試用文字去敘述那些電影裡頭的影像，做為我的寫作練習。比如純粹用幾百字去描述一段緩慢的長鏡頭，或者把其中一幕按PAUSE，湊近螢光幕，如走入整個場景，那些色彩、光度，人物的動作和表情，嗯，甚至聲音，而企圖把它們都以字刻錄下來。這樣的文字，通常不會是主調敘事的一部分，它甚至往往只是一段靜滯時光的描寫而已。那時候，並不知道這樣的練習有何更大的意義，也並不知道往後的我，輕易就耽溺在瑣碎的細節裡，而一直相信，文字，有時無需依附在華麗、快節奏的情節上，而可以有自轉的力量。
許多年後，終於在電影院再看了一次《悲情城市》。影像因為放大，變得寬廣，而多了更多細節，甚至當年膠卷留來的顆粒感，若身處其中，都那麼清楚可及，而更接近了記憶和夢。以往不曾真正留心的，那些茶几茶壺、那些窗格，顏色斑斕的鑲嵌玻璃，竟又好像才是第一次去看。此時故事於我似乎又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我其實可以理解，那幾乎一整大半沒有被拍出來的場次，以及把影像、情節打散了再重新接起來的做法，那其實和我在寫小說的方式非常相似。以致有時我想，確實在影響我的文字創作的，可能不只是文學著作，而是這些雋永的老電影。
電影裡頭，寬美和文清就這樣一直坐在陽光裡，不曾老去，似乎就是我以為的永恆。他們還坐在那裡。他們以字交換，以字為盟，如引力牽著彼此的行星，如無人看見的窗外遠方，掀起又退去的雲霧和潮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