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連接參與了新加坡作家節和喬治市文學節。相對於延續大半個月的新加坡作家節，只有四天的喬治市文學節，活動非常緊湊密集，卻也因此很容易見到其他作家。走在路上，轉角就會跟不同國籍的作家們打面照。
不論新加坡作家節或喬治市文學節，文學活動最重大的意義，我想就是「自由」。
不同國籍、不同種族、不同性別、不同語言、不同風格和不同立場的創作者們，可以在同一個台上為自己的作品說一說話，也聽聽其他人說一說話。創作的自由、言說的自由，而至不被拘束的自由，我想都是一樣重要的。
我以中文寫作，所以在台上也說華語，應當也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自由。這是喬治市文學節第一次設有華語、淡米爾語場次，我覺得應該值得延續下去。在我國、在世界，文學本來就是多語境的存在（雖然也是彼此的隔閡），而這一次馬華短篇小說的馬來文譯本《Tasik itu Bagai Cermin》（湖面如鏡）在文學節上推介，以及詩人辛金順參與馬來作家的對話，都是不同語言文學初步的跨界。
當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們以各自的語言，朗誦自己的詩作，文字的意義變成單純的語調幽微的起伏，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情感的流動。我想那種彼此的敞開和接納，都是一種自由。
我往往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作，在文學節也有機會看看不同的世界，也讓自己被看見。這趟檳城之旅也高興見到作家小黑、陳政欣、葉蕾、邡眉這些文學前輩們。他們都特地來支持講座。我坐在台上，看見他們在台下，身為後輩的我，好像也特別感到安心。
也因為文學節，見到了《字花》雜誌的羅樂敏，分享了培育香港作家的計劃；也有同是年輕作家的馬來小哥Abdullah Hussaini遠遠地喊我「King」，要來一起合照。這些溫暖相遇，都讓我覺得文學或許還是可以值得去努力一下的。
從檳城回來吉隆坡，遠方就發生了白紙運動。
他們手中舉著白紙，無聲的抗爭如此蒼白。白紙的隱喻，黑字的消失，恰好就是自由的反面。我深深感受到此刻可以用文字來寫作的自由，的珍貴，彷彿稍縱就會逝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