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，我十三歲，剛從小學升上初中。那年中旬，報紙上天天都是國際新聞的照片，一種俯瞰的角度，天安門廣場滿滿的人，他們高高立起一個手捧火炬的白色雕塑，拉著白色黑字的布條。焦距無法捕捉到更遠，朱紅城牆那幅偉人像，變成模糊又巨大的影子。一個手提塑料袋的男子，站在一列坦克車的前面。一個老婦手拉著軍人的袖子。那些慌張的人們，用木板手推車運載著流血的同伴。一個站立的人，白色襯衫一大片都是血跡猶憤慨而激動。還來不及洗去的紅色，還來不及用馬塞克掩藏的紅色。 那時的我，像著了魔每天追看新聞報導，那搖晃不止、讓人暈眩的電視畫面，那些香港明星們圍著唱歌，那些血流滿地的照片，變成我少年時一個怪異突兀的戳記。各種傷害、暴力、混亂、焚燒之現場、死亡之凝視、慌張肉緊之表情……，都那麼真切又那麼地遙遠。我不曾知道以這樣一種間接的、被剪輯篩選過的煽情方式，集體目睹傷害的發生，會否造成了一代人對暴政的厭惡和對不公義的痛恨，或者變得更犬儒而膽怯。但其實我那時絲毫不明白真正的自由或民主，只感受到，或只能以少年匱乏之經驗想像到一種惡的、切身的不安。 然而我們被日日張揚的報導、新聞照片掀翻的浮躁情緒卻一再被壓抑著。據說那時候學校的高中生有些波動，有一個高二的學長在班上的壁報貼了支持學運的大字報，而被訓導主任拉走了。「別鬧，那不是我們的事。」那是因為距離的關係嗎？還是因為我們看見的遠遠只是片面？我們終究是靜默的旁觀者，我們靜默地讓時間過去。許多年後，我在雜誌上看見王丹變成時尚型男，而吾爾開希變成了胖子；許多年後，沒有煙抽的張雨生也車禍死了。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也擁有了自己的年代，開始擁有值得緬懷的事。我們在首都的街頭相遇，追討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民主。我從來不曾知道1989年的自己，是否真的自那夢境一樣的水痘微燒之後留下了什麼。對十三歲的我難以遺忘的，無關距離和時差，是好多好多的，遠方青春的光，就在那一刻一下子被吹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