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大學時代曾經在一家出版社打工，那家出版社其實規模極小，只有我一個兼職的美編。我那時大概一個禮拜之中有兩三天要騎機車到光復南路、國父紀念館那帶去上班。記得那時候，我每次去打工都得聽那位長得和張大春一模一樣（真的！）的老闆在辦公室裡吹牛，他說他開出版社之前，其實是開公車的。什麼？你們不相信？他這時就會得意之極地從他錢包裡挖出一張司機證給我們看。那時那間出版社的主要業務是出版言情小說，而我的工作，就是把那些柔焦寫實、水潤欲滴的美少女電繪頭像一幅一幅在電腦上打開，再打上書名、作者和寫些引言那些，做成小說封面的完稿。出版社也偷偷翻版日文漫畫，他們的做法是，把翻譯好的中文對白列印出來，用剪刀一句一句裁出來，黏在原文的漫畫上。我有時極無聊，就在那些零碎的句子之中之中玩詞句接龍的遊戲。後來那位老闆拆伙不幹了，我復回到不事生產的困頓日子。許多年後，我從台北回到馬來西亞，有時在租書店或小商場的書展上，竟還不時看到那家出版社的言情小說系列，陰魂不散似地齊列在書架上。想起那段日子，也會有一種既懷念又酸楚的感覺，偷偷翻開那些小說的版權頁，媽的還真的留著我的名字。
哎，為什麼會想起這段往事？大概是我那時候絕想不到，十多年後我還是在搞封面設計，如果從2003年的《有本詩集》算起的話，已經做了三十多本書的封面。家裡書櫥最上層就放馬華文學，有一半竟都是自己設計的書。都說是嫁衣，送嫁人生攏是夢。